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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廉政思想探讨及其思考

摘 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是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的廉政思想内涵深厚,他那种中西融合、古今结合的思想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当今社会,我们讲依法治国、创新思维可以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吸收积极的成分,以思考我们现今的廉政建设。

关键词:孙中山 廉政思想 探讨 思考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是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开创者,在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有许多做人做事廉洁思想,构建了孙中山廉洁从政思想体系。孙中山是中山的城市“名片”,作为孙中山先生故乡的高校,深入地研究、传承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目的就是要建立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研究孙中山廉洁从政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实践党的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孙中山先生廉政思想的体系

孙中山先生其一生是“只知救国、不知其他”,毕生奔波于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他虽然没有多少执政经历,但其廉政思想是吸收了西方社会民主思想,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精髓,从而中西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与廉政思想内容。

(一)“五权分立”——法制制度建设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中国、游学于欧美、日本,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和社会制度的对比中,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孙中山13岁到美国,西方高度的政治文明、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民主政治思想深深地感染了他。尤其是在学习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和卢梭“人民主权”思想以后,怀着对中国社会深刻思考,逐步形成了“权能分治”、“五权宪法”等理论,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建立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

何谓“五权分立”?孙中山先生讲“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法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绝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是集西方民主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创新政体,他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分立,各自对应的职能部门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前三者是仿效西方文明,后二者中国传统。“五权分立”实质是强化对权利的制约,预防腐败的产生。孙中山也把这种构想用于实践。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就多次强调“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而国之大事,一依法律解决”

“国无法而不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从制度设计上,提出了权利归于人们,权利接受人民监督的思想,他的“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赋予了人民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让人民从过去封建帝制社会的只能“低头”,转为可以“抬头”做人,让人民当家作主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孙中山先生甚至讲这就是他的“社会主义”。可惜,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使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设想没能实现,而民国政府腐败专制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权设计相差甚远。

(二)“接受监督”——设计约束机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官场腐败昭然若揭。孙中山先生曾愤然直言,晚清整个官场“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乱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的腐败在于没有一个好的政权,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没有一个对权利监督的机制,所以他提出了“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的思想。提出“政就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是政权;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是治权;治权可以说是政府权。”

他设想通过“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让政府的权利和行为在阳光下运行,实现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利。孙中山先生的这种廉政思想是为了保障政府官员廉洁从政以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的理论设计,事实证明在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府中是无法实现的。

在孙中山先生的制度设计中,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监督”的思想。他讲“官吏不过人民之公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而已。”这是孙中山先生廉政思想的基础,即政权属于人民,尤其是选举和罢免官吏是国家赋予人民的神圣权利。孙中山接受了美国人杰弗逊思想的影响,认为“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整个国家中一切权利的源泉”,“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础”。孙中山先生这些话基本思想就是保障权利归人民所有,官吏处人民的监督之下,使之不能腐、不敢腐;二是监察独立。孙中山研究了欧美“三权分立”政体的弊端,“比方美国纠警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持行政机关,使得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往往形成议会专制”。通过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孙中山认为“自唐虞赓歌飏拜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行人采风之官,百二十国宝书之藏,所以立纲纪,通民情也。”他讲“古时弹劾之制,不独行之官吏,即君上有过,犯颜谏诤,亦不容丝毫假借。设行诸近世,实足以救三权鼎立之弊。”现在看来孙中山创新精神确实比较强,分析时弊,贯通中外古今。他主张监察权独立,用人民的监督来预防腐败,对具有监督权利的国家工作人员(监察院)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国民党大会自行“弹劾”或“罢免”。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廉政思想具有前瞻性。

(三)“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标准

在解决了制度建设和监督监察问题之后,孙中山先生讲关键是“人”的问题,再好的制度需要人去执行。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受中国传统的“清官”影响甚深,他认为,“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们谋自由平等”。什么样

的人可以担任“国民之公仆”,孙中山的标准是“有才、有德的人,终能当我们的公仆”。在孙中山的眼中,损人利己,一味谋求个人利益和钱财者是不能为官治国的。他认为为官者,应“失谋生之地位”,“去固有之资财”以实现“人民公仆”的责任。在长期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孙中山先生深深认识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也是他将国名定为“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人民即是主人,官府即是公仆”。表达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观念,同时也是对官吏提出的廉洁要求,亦即民国一切官吏,不论其职位高低和财产多少,“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既然仆人是为主人服务的,那么官吏有什么理由去为一己之私利而贪污腐败呢?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主人”谋利益呢?于是,孙中山先生告诫国民党员及各级官吏:“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由此可见,“官为民仆”是孙中山先生廉政思想的核心和基石,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首要条件。

按照“人民公仆”标准选人用人,即“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流传这样一个甚广的故事:孙中山先生的胞兄孙眉,助其读书、革命,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散尽家财,民国成立后,广东都督一职空缺,鉴于孙眉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广东各界纷纷推荐孙眉任之,孙中山先生对胞兄孙眉极其了解,一再表示反对,他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随后,他专门致电给其兄,劝其不要担任广东都督,并进行耐心细致地思想解劝工作“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等等,史料印证,孙中山确实是在以他个人的实际行动,一改封建王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陋习。孙中山先生一生奉献中国的革命事业,家境富裕,却为革命倾其所有,曾任民国大总统、大元帅,却未置私产,可谓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在孙中山去世以后,他的遗产除了华侨在上海给他捐赠的一套房子和两千本书以外,没有其他之私产。在《家事遗嘱》这样记载“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聊聊数语表明了伟人的坦然心迹,也是这位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光明磊落的写照。

二、孙中山先生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先生的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今天,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反腐倡廉,抚今追昔,对研究学习孙中山先生的廉政思想仍然有启发和现实意义。

(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度建设”

孙中山先生一生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在各地贪赃枉法之事仍不时发生,教训深刻。民国之初,“程天斗吞饷事件”的发生,使孙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人性如果没有一套制度来监督约束他们的行为,靠他们自我道德修养来规范的话肯定不行。所以,孙中山先生对孟德斯鸠“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的观点深以为然,他提出“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学说,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廉政法规及政策,实际就是法制制度建设,体现了孙中山先生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思想,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力图以法律遏制官吏腐败的良苦用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党风廉政建设时讲:“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并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反映出我们党力图从制度上遏制腐败,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在党长期执政和依法治国条件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两项法规一正一反、相互配套,《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中国共产党党纪处分条例》(下称《准则》《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2015年,广东省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细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的通知》,对党员领导干部权利开出了权利清单。但在社会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廉政建设是党员干部的事,廉政建设没有引起全民的足够重视,没有从国家层面出台一个全民廉政建设的监管制度,没有形成全民廉政建设制度制约机制。

(二)大数据下反腐倡廉的举措—— “社会监督”

孙中山先生认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权力行使者必须受到监督,以保证权力在法律预设的轨道内运行。他的“五权分立”理念,把监察权从议会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考试之外的权力,更好地防止国会专制或总统专制,更为有效地监督官吏行为,从而尽早发现腐败,扼制腐败。在孙中山政权思想中,政权属于人民,尤其是选举和罢免官吏是国家赋予人民的神圣权力。孙中山先生认为,为了避免一些官吏选举前取悦民心,上任后滥权贪腐,国家就必须保障人民行使随时监督官吏的权力,要将官吏的一举一动置于人民雪亮眼睛的监督之下,使之不能腐败、不敢腐败。当然,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先生的廉政思想设计在当时的民国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何加强反腐倡廉的社会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文中对腐败的监督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以及公职人员都必须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今年4月,广东省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公布监督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十二项重点清单,是根据党的《准则》《条例》,着眼于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和休闲圈,突出具有鲜明“八小时以外”特征和容易与领导干部职权、职务影响造成利益、角色冲突的事项,是加强社会监督的重要措施,它涵盖了除工作纪律以外的“五大纪律”要求。讲到社会监督,我们不妨提出“大数据下”反腐倡廉的这种社会监督形式。在维克托·迈尔的《大数据》一书中,介绍《大数据》具有5V特点,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Veracity(真实性)。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秘密,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基本都处在大数据的监督之下,也算是监督手段的与时俱进。事实也是如此,重庆的雷政富、南京的周久耕、陕西的杨达才等,就是人民群众监督利用现代互联网手段举报成功的案例。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信息的多样、共享与高速传播,有助于我们在廉政建设上,通过建立资源库、信息源等多种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

(三)遏制腐败的选人用人标准——“德才兼备”

在长期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孙中山先生深深认识到:“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也是他将国名定为“中华民国”的原因,深深表达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观念,同时也是对官吏提出的廉洁要求,亦即民国一切官吏,不论其职位高低和财产多少,“皆人民之公仆”既然仆人是为主人服务的,那么官吏有什么理由去为一己之私利而贪污腐败呢?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主人”谋利益呢?孙中山先生认为,“立国之本,在于立本;立本之道,在于任贤”,应“惟才能是举,不问其党与省”。可见孙中山先生的用人标准是: 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在如何选拔人才方面,孙中山先生建议通过考试,他讲“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此思想现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德才兼备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就指出:“中国其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他把“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党对干部的选拔标准是一脉相承。2014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选拔干部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用“习式语言”讲“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废品;无德无才是毒品”,讲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的“心学”……从孙中山先生的“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到共产党的“德才兼备、党性修养”,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继承性和影响力,同时也体悟到时代的要求。“德才兼备”也体现到各级党、政干部的修养之中。在中山开展的全民修身行动中,提出了以德为重的“官德”建设,把“领导干部尚德行动”列为全民修身行动十大专项行动之一,大力倡导群众要幸福,干部先吃苦,全民要修身,干部要先行理念,同时制定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尚德行动的实施意见》和《干部“德”的专项考察试行办法》。在选拔干部时,中山市坚持“以德为先”的标准,把“干部尚德养廉行动”的测评结果作为评优评先、干部晋升的重要依据,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家的存亡、事业的成败、民族的兴衰固然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和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但人才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我们讲反腐倡廉,干部的“德才兼备”意义深远。

今年11月11日,在国家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发出从严治党的声音,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明确信号,为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注入强大动力。所以,在此之际,学习、研究孙中山廉政思想,产生所思、所想、所悟呈现给大家,也是一种继承,也相信一定能够指导我们的廉政建设实践。

作者简介:

姚晓波,男,(1961.8),副教授,广东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室主任。研究方向:党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张亚男,女,(1983.2),讲师,广东职业职业技师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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